李培根：文明之后才一流——在2013年暑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

   （9）科研的故事——化学化工学院最近的情况
　　■在我心目中，如果在三年前，化学化工学院还不能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什么印象。在这之前，在我的脑海里，化学化工学院基本上就是教基础课的，化学在我们学校从来就不是强势的院系。但是，最近这几年，在以郭兴蓬、解孝林等几个为代表的化学化工学院领导和教师们的共同努力下，化学化工学院有了惊人的变化。2010年以前，化学化工学院在《美国化学会志》《德国应用化学》《先进材料》等国际顶尖刊物上没有文章发表。最近几年，他们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论文已经有14篇。从去年的一级学科评估指标看，他们的科学研究水平与兰州大学的第18名相当。大家或许会说，第18名的排位也不高。但是，我们要历史地看，我们的底子以前就是教基础课的，基本上没有科研。就化学学科而言，除了北大、复旦、武大等综合性大学，一些师范大学的化学学科也比我们要好。以前华中师范大学的化学肯定比我们好。还有一些化工学院等等，他们的化学也比我们好。所以，现在能够排到第18名，这已经是飞速发展了。这说明什么问题呢？我还是一句话，他们实际上也是多了一点文明。首先，他们淡薄名利，十年磨一剑。其次，学院强调建立合理的科研评价体系。我们现在的评价体系中，主要是经费、论文和各级奖励。第三，化学化工学院通过A计划支持部分教授。比如说解孝林教授，论文不多，但文章重系统性，单篇论文被SCI引用517次，被美国化学会志、英国物理学会点评3次。2008年他拿到了杰青，2010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。此外，他还重视应用转化，为几家公司的成功上市作出了贡献。最近，化学化工学院有3人入选“青年千人计划”。今年有4名教师冲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都不太相信，当然他们并不是都冲击成功了，但是，至少说明接近杰青的水平，而且化学化工学院今年一年就有4位去冲击杰青，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。
　　■朱锦涛，这个小伙子很阳光。他2009年6月来学校工作，来学校工作之前，已经在《美国化学会志》《德国应用化学》上发表第一作者论文2篇。到学校工作以来，在《德国应用化学》《先进材料》上发表通讯作者论文3篇，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，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、973项目子课题2项（骨干参与）。
　　■夏帆，2012年10月份来学校工作。他是中组部的“青年千人”，湖北省特聘教授。来学校工作之前，他就在《美国化学会志》《先进材料》等顶尖杂志上发表第一作者论文7篇。来校工作以来，在《美国化学会志》《德国应用化学》（封面文章）上发表通讯作者论文3篇。现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，参与973项目子课题1项（骨干参与）。
　　这里面能不能说明某种问题呢？其实，如果化学化工学院没有好的风气，我想，这些优秀的人才不会到这里来。
　　我再跳到校外，讲科研的文明。
　　■张益唐，我估计有少数人会关注到这个人。他现在已经将近60岁了，北大毕业的。今年5月14日，《自然》杂志在线报道他的成果、他的工作，引起轰动。张益唐的工作“向孪生素数猜想走近了一大步”，引起了国际数学界权威人士的关注。浙大的蔡天新教授很多年前和张益唐有过接触，他以为张益唐“早就从数学圈消失了”。已经30年没有张益唐的消息了，蔡教授觉得这个人大概已经退出数学界了。其实张益唐并没有退出数学界，他一直在坚持工作。他干什么呢？此前，他是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做讲师，其实很困难，而且在美国一个赛百味快餐店打工。赛百味快餐店老板大概是中国人，听别人讲张益唐是一个很有才的人，所以让他在那里打工，也是变通资助他的一种方法。他坚持这么多年，做出了成绩。我觉得这种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，他对工作完全是兴趣和热爱。这恰恰是我们所缺失的科研文明。当然，坦率地讲，要是我也做不到，我做不到他这个份上，我要是他的话早就放弃了。能够做到他这个份上的人一定是极少极少的，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我们的老师们都能够像他那样，这是不现实的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我们的科研文明中，哪怕兴趣驱动的因素稍微多一点，那还是有好处的。
　　■蒲慕明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所长。他是一个台湾人，也很了不起。大概是七八年前，当时我参加科技部组织的关于国家实验室的事情，到他们所里调研。那时候，我听蒲慕明介绍，在他们所里，研究员申报项目要经过他的批准，意思是说有些人申报项目他是不批的。这令我特别吃惊。道理是什么呢？他讲，第一，科学家要有社会良心；第二，科学家做研究应该聚焦。他认为，科学家做研究不要东晃西晃，这里要一点经费，哪里搞一点课题，什么都做，什么都只在毛皮上面，没有做出名堂，这是他不主张的。在他的所里，别人要申请科研经费的时候，他要判断一下你在做什么研究，你的经费是不是够你做研究，如果你够了，他就不允许你再申请科研经费。这是七八年前的事情，但是他们所拿出来的成果漂漂亮亮。我也觉得这是一种科研文明。
　　■还有一个北方某著名大学的例子。他们是九所里面的大学，比我们有名。有一次，他们的一个副校长跟我讲，说他们现在感到很困惑。困惑什么呢？他们学校大项目很多，有一些项目是以亿为单位的，但是他们发现，有时候一个大项目做下来拖垮一代人。他说的拖垮一代人，不是指身体搞垮了，而是指有一些年轻人学术上被拖垮了。我听到也很吃惊。我们就是缺大项目，今后我们还要注意申请大项目，但是，他们的大项目却拖垮了一些年轻人，那又说明什么？是不是还是欠缺某种文明？北航强调有组织研究，与我们所说的有组织创新差不多。上个月在北京，北航的怀进鹏校长有一个发言讲得很好，他说，一方面，要有组织地研究，另外一方面，也要注意到一个现象，就是“大树底下好乘凉，大树底下不长草”。我不知道我们学校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，一方面好乘凉，另一方面又不长草。我的观点是，我们肯定要大项目，有组织地创新，有组织地研究，这是需要的，但同时我们的科研文明怎么去避免“大树底下不长草”的现象，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。
　　■上个月，某著名大学的书记跟我讲他们的一个院士领衔的团队的故事。那位院士团队曾经做得很大，而且产学研做得非常好，江总书记曾经到他们那里参观过，还有跟江总书记合影的大幅照片。现在，这个院士团队碰到问题了，产业也出了一些问题。这位院士自己也很痛苦，很伤脑筋。这不是我们学校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得到某种启示，怎样才能可持续发展？这应该是值得我们思考的。
　　■下面这个故事是我们学校的。最近，审计结束后，某学院的领导给我们讲的。他们学院的一个团队为国家的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。通过审计之后，回顾他们的发展历程，他们感慨道：“眼见起高楼”——一下子发展起来了，高楼立起来了；“眼见宴宾客”——热火朝天，热气腾腾，红红火火；“眼见楼塌了”——团队出了问题。问题也出在某些不文明的事情上。当然，我希望这个团队绝对不要垮掉，也不应该垮掉。学院以及学校应该通过什么方式去帮助，使得他们今后能够继续发展。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问题呢？从发展的眼光看，我们要想可持续发展，最终还是要有教育文明。如果我们的发展还停留在早期那种非常规的思维上，那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。所以，我们要想持续发展，就得要讲文明。之所以说楼塌了，就因为我们早期发展中采取了一些不文明的手段，这些不文明的方式早期发展可能会见效，但是可持续发展会遇到问题。
　　（10）大学的格调
　　这也是大学文明的一部分。
　　■上个月我们在北京学习的时候，陈希同志讲过一个故事，他说，刚开始规定收入12万以上要报个人所得税那一年，清华大学上缴的个税是全国的万分之一。一个大学上缴全国个税的万分之一，说明他们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缴税的。我说这个话可能有的同志不一定会认同，有同志认为，你们就应该帮助我们少缴税。陈希同志还跟我讲过一个故事，一个全国有名的大老板，有一次找到陈希同志，说他有一个朋友要读MBA，考试成绩差几分，请陈希同志帮忙把这个人给弄进去。陈希同志当时是清华的书记，他说不行，清华是很严格的。然后这位老板跟陈希同志说，你知道不知道我已经答应给学校捐两个亿？陈希同志说，我知道，如果你因为这件事情改变主意，我能够理解。如果你不改变主意，那我更欣赏、更钦佩你。最后的结果是，陈希同志没有帮他办那件事，两个亿还是拿到了。我很佩服，不得不说清华大学的确更有格调。
　　■国外也有类似的例子。剑桥大学就曾经拒绝过烟草公司的捐款。当年英国烟草公司曾想给剑桥大学捐3亿英镑，3亿英镑不是小数字，但剑桥拒绝了，原因是剑桥大学认为，烟草公司的钱是肮脏的，剑桥不能接受；另外，捐赠不能影响学校的独立精神和办学传统。
　　（11）大学的民主
　　民主在大学里是非常重要的。
　　■1995年，康奈尔大学工学院建议在2000年前建造一个科学实验楼，教授和学校有关方面论证后，预算4000万美元。大概是因为这个大楼涉及到其他的学院，其他学院的教授有意见，后来就讨论、妥协，结果预算增加到5850万，直到2000年科学实验楼也没有能够完成。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民主的代价。有人讲，民主“将崇高变成平凡，将神圣变成庸俗，将神秘变成公开，将简明变成烦恼……”，那这个民主不是一个坏东西吗？要它干什么？尽管民主有可能将崇高变成平凡，将神圣变成庸俗，但大学不能够没有民主，民主的确有时候要付出代价。就某一个个体的事来讲，民主可能不是最好的，但是就总体来讲，民主肯定是对这个学校的发展有好处的。这有一点像交通规则，遵守交通规则对于一个个体人来讲肯定不是最优的。如果我不遵守交通规则，我自己可以找到更便利、更节省时间的路径和办法，但是对于整体来讲，遵守交通规则一定是最好的办法。
　　■回想一下，我们学校也是有经验教训的，比如说光谷同济医院的选址。我们最初的选址是在南二门和南三门之间，奠基仪式都举办了，但是最终这个方案没有进行下去，这是我们的民主程序没有到位。比较一下，机械学院大楼建在原电影场的地块上，其影响可能更大，但是那件事的民主程序走得好一些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。这就说明民主是非常重要的。
　　（12）管理
　　管理是能体现文明程度的。
　　■中南大学压缩行政经费，一年节约了1700万，这是他们张尧学校长跟我说的。我不知道细节情况，湛毅青同志可以具体了解一下，为什么他们一年可以节约1700万的行政经费。
　　■我简单提一下这次审计带来的冲击波。这次审计分成了四个组：科研组、产业组、综合预算组、收费组。大概很多院系已经强烈感到对我们科研项目审计的冲击波是很大的，当然我要负总的责任。这说明我们还有很多管理制度不健全的地方，或者是有制度执行不力的问题。不管怎么讲，审计暴露出我们管理上的不文明。审计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，对我们学校今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，意思是说它可以规范我们的管理，提升我们管理的文明程度。
　　（13）不端行为
　　■有一个学生叫陈静（也许非真名），是武汉某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的硕士毕业生，在香港城市大学数学系修读博士，读一年级的时候她选修了副教授戴xx任教的应用分析选论课程。因为该课程将举行期末考试。考试之前，陈静将一万元港币放进戴副教授的信箱内，就是希望教授能够提供考试试题和答案，后来戴教授向廉政公署举报此事，并且将一万元交给廉政公署。不久，廉政公署把这个学生给抓起来了，拘捕并起诉了她。
　　■大家都知道韩国的黄禹锡，他是非常有名的。本来黄禹锡被视为韩国科学界的骄傲，后来丑闻曝露之后，首尔大学马上把他开除了，但是我很感慨的是，据说最近黄禹锡又做得不错，在韩国京畿道政府支持下，黄禹锡继续从事克隆研究。他的团队2011年10月宣布利用狗的卵细胞，成功异种克隆8只列入濒危物种的郊狼。这证明他这个人还是有能耐的。
　　联想到我们学校，曾经也有不端的事让我们纠结过的。我们的处理也有过不太严格的例子。
　　（14）追寻新的文明
　　■“一向最精英的院校也许会采取这样的策略，即依靠他们的声望和富足将自己与变化隔开，继续做他们过去所做的一切，并继续满足于他们在高等教育中固有的特色。”比如加州理工，普林斯顿等等，这些学校相对来讲更保守一些。这种类型的学校社会也是需要的。另外有一些学校就更开放一些，比如说英国的WARWICK，是60年代才成立的，不是历史悠久的大学，现在在一些领域已经做得非常好。好多年前我看到一个资料，WARWICK的数学在英国已经排到第二，他们可是60年代才成立的。他们还有一个“制造集团”，做得很大。还比如荷兰的Twente大学也是很开放的。
　　■新加坡国立大学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，他们通过创业项目与计划，让学生发挥潜在的创业精神，还设立了四大平台：一是体验式学习。在全球各地创业/学术中心修读特定课程，边上课边实习。新加坡国大还搞了海外学院，比如说新加坡国立大学苏州研究院，今年5月29日建成开幕典礼，研究范围包括能源、环境科技、生物科学工程、高级电子器件、纳米等等。二是创业支援。通过多个管道包括国大企业机构，孵化器，导师制度，种子基金，建立人脉网络，投资者配对及其他的支持服务。三是与业界合作。四是创新创业模式与思维研究。可见，新加坡国立大学在采取很多措施，这也是他们在追寻新的教育文明。
　　2.大大问题
　　问问自己：
　　（1）我们的传统文明是否适应新的形势？
　　比如说人才培养，我们传统的人才培养，课堂教学就是灌输，这种方式怎么样呢？我们的科研方面部分是需求驱动。需求驱动还是值得提倡的，尤其是面向经济的。但是功利驱动就肯定有问题。我们的科研文化中功利驱动的成分是不是太大了，我想肯定是这么回事。另外，老板文化还是存在的。管理上，我们的人治，追求效率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似乎效率又很差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过分关系依赖。
　　（2）从世界现代大学文明看，我们的文明处在什么阶段？
　　（3）我们的发展是否应该有某种形式的转型？
　　（4）我们欠缺文明吗？
　　（5）在欠缺文明的条件下有可能一流吗？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希望世界一流。如果我们欠缺文明，甚至学校有很多不文明的现象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可能实现一流？
　　（6）我们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卓越？
　　（7）我们怎么让学生自由发展？
　　（8）我们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？如何培养？这都是很大的问题。
　　（9）在华中科技大学，教师的地位与责任究竟是什么样的？
　　（10）我们的干部、教师应该有什么样的文明素养？
　　（11）当今是否应该有新形势的大学文明？
　　（12）大学的社会责任到底包括哪些？
　　（13）如何保证大学的民主和自由？
　　（14）如何鼓励科研中的“好奇心驱动”和“兴趣驱动”？
　　（15）如何处理团队协作和独立方向？我以前在一些场合提到过，我们是鼓励团队协同，但是同时也希望我们的教授们要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方向。实际上就是不要形成我前面所讲的“大树底下不长草”。
　　（16）我们科技成果的转移到底应该走多远？
　　（17）我们离文明的管理有多远？
　　存在问题：
　　仔细想一想，我们学校方方面面还存在很多问题，也就是说我们是存在着文明缺失的。比如说教育，我们对教育宗旨的理解。对教育宗旨理解不是嘴巴上说得漂亮。现实中，恐怕我们有很多人把学生就看成是一个被动接受知识的机器。这样的教育宗旨肯定是不文明的。即使是教学的手段，如果我们尽可能利用先进的手段，这也是文明程度的反映。在我们学校，教育者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是不是还大了一点，甚至太大了一点。这其实还是不文明的表现。
　　在研究方面，我们的驱动力主要是功利驱动，这样的研究文明还是欠缺的。至于说研究方式，功利驱动导致研究方式不深入。在经费的使用上，这次审计发现很多问题，应该说我们发现的一些现象不是一点不文明，而是很不文明的。还有老板文化…… 管理上，我们还欠缺一些制度。近年来，我们在制度健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改善。但是这个改善还没有完，我们还不能说我们的制度是完善的。更重要的是制度的权威。有制度，或者是有规矩，但我们却没有按照制度办事。我们的国人特别灵活，变通特别多，这也算是特色。对一些制度或规矩，我们总可以有很多的变通的办法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学校的职称评审是有一些规矩的，其中有必要条件。什么叫必要条件？必要条件就是必须具备的条件，没有这个条件是不行的。但是，似乎很多年都有这种情况，XXX的必要条件没有，但什么什么原因一说就又变通了。我们往往有很多规则可以因为大牌人物的一句话，或者是什么什么方面的原因就变通了，这些规则的权威性也就打了折扣。
　　风气问题。我相信这不是我们一个学校的问题，这也是一个社会问题。尽管是社会问题，如果我们醒悟得早，还是有利于学校发展的。比如说关系依赖，我承认一点，关系不讲是不行的，尤其是在中国。据说关系现在已经被外国人当成外来语了，这可是我们的文化输出啊！但是过分关系依赖，肯定是一种不文明的现象。不能不讲关系，但是不能过分依赖关系。
　　我们学校还存在对不端行为的容忍。
　　江湖味侵蚀学术，这也是一种社会现实。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很无奈的。假如说把清华、北大跟我们比，我估计我们的江湖味会更重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真正要想科学育人，我们不能够让江湖味过分侵蚀学术。我今天读到一篇文章，是讲我们这个社会的粗痞风气。当一个社会整体上社会公平正义缺失，价值观缺失的时候，粗痞之风就会盛行开来。这当然有社会的根源，但是作为大学来讲，如果要引领社会文明的话，我们总归要在这方面做得比社会好一点；如果想追寻一流的话，我们也应该在这方面做得比别人更好一些，否则是很难一流的。